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chunchangzai 的博客

追梦者的踪迹

 
 
 

日志

 
 
 
 

【转载】特朗普的“美国梦”:一个国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达(图)  

2017-03-14 07:09:19|  分类: 特朗普主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文章来源:  于 
特朗普的胜选绝非“庶民的胜利”。当地时间2017年1月19日,美国华盛顿,候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前庆祝特朗普就职典礼。视觉中国 资料

纽约地产商、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主流意见看来,完全出乎意料。世人习惯于用“黑天鹅”来形象的表达此类“反常”现象。其实,特朗普的胜选是美国政治演变的结果。概括来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愈演愈烈,从而对作为民主政治核心原则的政治平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进而导致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强化,最终结果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寡头政治的兴起。声称美国是寡头政治将使主流意见不悦,因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代表,是世界各国学习的榜样。

谁也不能否认民主政治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但是当今的美国是否依然代表着这个潮流,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罗斯福新政所开创的美国民主政治的盛大气象已经没落了,基本的理由就在于,政治平等的原则已经不能有效制约经济不平等的扩张,反而在经济不平等的急剧发展下流于形式,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已经被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所取代。这种局面既是当今美国政治的真相,也是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基础,而且构成了制约特朗普执政的主要结构性条件。



20世纪70年代后的四十年里,美国经济不平等状况严重恶化。最顶层0.01%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过6%,每个家庭年收入平均达3400万美元。图为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4日,美国加州,“黑色星期五”购物季来临,民众前往超市抢购。视觉中国 资料

经济不平等推动美国民主演变为寡头政治

特朗普的胜选绝非“庶民的胜利”。虽然在竞选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的贫穷民众给予了他坚定的支持,并且在最后的投票中,他也获得了来自白人劳工阶级的大量选票,特朗普将在执政中回馈那些给予他支持的白人选民。然而,特朗普并非是贫穷阶级的利益代表。特朗普的当选只是表明体制之外的精英有效地借助了民众的不满,从而成功地战胜了体制化的精英群体。

体制外的精英向体制化的精英群体发起挑战,至少反映了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重要趋势。首先是美国政府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政策招致了精英的不满,或者说奥巴马政府推行的软弱金融监管政策和全民廉价医保政策,招致了保守派精英的强烈不满。其次,美国体制化的精英努力营造,并且竭力维持的对公共领域的领导权(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1891—1937]所说的“霸权”),由于拘泥于自我陶醉其中的“主流舆论”,逐渐失去了对于普罗大众的影响力,已经在此次总统大选中遭到了重创。

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塑造了一个有利于政治平等限制经济不平等的宏观环境,而世界大战对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力量的增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经济繁荣时代的到来,都为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缓和提供了条件。然而,这一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悄然改变,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朝着持续积累的方向发展,进而不断地侵蚀美国的民主政治,最后演化成为今天的寡头政治。

所谓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就是指经济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发展,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维度来透视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即经济不平等在长时段中的恶化情况、经济不平等在连续的特定时间段中持续加重的情况、财富向少数富豪不断集中的情况。不妨借用法国当代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提供的数据,对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积累的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说明。

首先,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大约40年的时间里严重恶化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谷,美国收入层级中前10%的富人占到了国民收入份额的30%,但是到了21世纪则上升到了45%。更重要的情况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曲线显得异常陡峭,就是说经济不平等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发展,如果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那么到了2030年,前10%的富人将拥有国民收入的60%。

其次,前10%的富人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在80年代为35%,90年代为40%,21世纪达到45%,即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未能打破富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优势,因此,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连续四个十年里,每个十年都是持续累积的。

最后,美国社会最顶层的0.1%的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从1974年的2.3%增加到2007年的12.3%,平均每个家庭获得710万美元,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更加顶层的0.01%的家庭(约1.5万个)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则从1974年的不到1%增加到2007年的超过6%,每个家庭年收入平均达3400万美元。

严重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不可能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必然会对政治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进而言之,不断恶化的经济不平等将损害政治平等,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政治不平等,最终形成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局面,也就是将美国民主政治改造成为寡头政治。

政府决策更倾向于回应顶层人士诉求

政治不平等可以从政府公共政策回应民众利益诉求的结果得到说明。根据美国当代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的研究,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大多数人支持的政策意向并不能成为法律,只有当政策意向得到了顶层人士的支持时,才可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法律。如果90%的穷人支持一项政策变化,这种政策变化发生的可能性不比只有10%的人支持好多少,与此相对照的是,当富裕阶层支持一项政策变化时,此项政策变化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明显提高,具体而言,富裕阶层将一项政策意向变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贫穷阶层的三倍。

值得探讨的是,中产阶级对政府决策又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关键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将主导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决策。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合理推论:如果中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都不能得到政府决策的回应,那么民主政治也就是名存实亡了,如果政府决策完全由富裕阶级的利益诉求主导,那么民主体制包裹下的一定是寡头政治。

马丁·吉伦斯的研究表明,当一项政策意向得到了中间阶层的强烈支持却同时遭遇到了富裕阶层的反对时,也不可能具有比贫穷阶层更大的机会成为法律,因此中间阶层与贫穷阶层在影响政策方面同样是软弱的。美国政治中存在的这种政府决策在回应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时的不平等,并不会因为政党社会基础的差异而发生显著不同。共和党的政治精英相比民主党的政治精英来说确实更为关注富裕阶层的利益,但在消极回应中间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利益诉求方面,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保持了高度一致,尽管民主党的社会基础更多依赖中产阶层和贫穷阶层。

造成这种趋同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同富裕阶层联系在一起的丰厚竞选资金支持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资源,无论是对共和党还是对民主党而言都是颇为珍贵的。借用吉伦斯的话讲,美国的富人能够借用金钱来购买对政治精英的影响力,从而支持他们的政策立场。

当普通民众法律上的政治平等,在政治过程中遭到了经济不平等的阻击之后,公民权利与福利就会发生实质性萎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美国公民权利与福利的实质性萎缩。

首先,最低工资不断受到侵蚀。虽然就绝对量而言,最低工资水平在过去四十年里有了提高,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美国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降了约40%。美国当代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Larry Bartels)指出,面对公众对提高最低工资的一贯和压倒性支持,华盛顿的政客却选择了拖延、阻扰、混淆黑白的态度。其次,医疗保障制度的落后。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备受批评,奥巴马政府启动了建立低成本的全民医保制度的政策过程,但纵使在政治条件最有利于民主党的时候,奥巴马的全民医保政策也未能实现初衷,最终不得不向企业集团作出重大让步。最后,工会会员大幅度缩减,工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式微,2005年美国工会率下降到了12.5%。

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梦”光辉不再

在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作用下,美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封闭,社会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曾经激荡几乎整个世界的“美国梦”,光辉不在。政治平等原则对经济不平等的嵌入,目的就是为了在经济不平等的公民之间建构相同的身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由于经济不平等而导致的森严的社会分层体系,这就意味着政治平等要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扩大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社会流动性的程度与社会分层固化的程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治平等程度的典型反映,一个政治不平等的国家,往往有一个社会流动停滞和社会分层固化的社会。美国梦的核心就是美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流动机会,并且美国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形成并且深入人心,是同美国建国之时就贯彻了公民政治平等的原则一脉相承的。

美国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Jacob Hacker)和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的研究则表明,伴随着美国经济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的急剧恶化,美国社会流动的机会也迅速减少,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不可能在其一生中实现阶层地位的跃升,也不可能为其子女实现阶层地位的跃升提供资源,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跻身规模越来越狭窄的经济赢家行列。并且统计数据表明,同欧洲的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社会流动的机会出奇的低。

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产阶层规模的缩减,另一个方面则是富裕阶层的封闭。富裕阶层的封闭并非仅仅意味着难以有人跻身富裕阶层,更重要的含义在于富裕阶层联合起来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机制,包括隔离的住宅区、私人学校、排他性的社交俱乐部、偏僻的度假胜地等,这些社会机制创造出一种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将其称为阶级认知,即在占有巨额财富的基础上获得的优越感、骄傲感和貌似合理的特权感。他们在心底里认为他们要比别人优秀,因此完全应该得到他们现在这样的生活。

经济不平等的持续积累、政治不平等的日益严重、社会分层的固化,都是在过去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发生的,这些变化的积累和相互交错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而政府决策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的软弱,则更进一步引发美国普通民众以“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将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完全暴露出来。显而易见,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需要奋发有为的政府,朝着捍卫政治平等和限制经济不平等的方向改革公共政策。奥巴马政府正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他也是带着民众的期望入主白宫的,然而他深负重望。他八年的任期非但没有扭转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趋势,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



今日美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封闭,社会流动机会越来越少,“美国梦”光辉不在。当地时间2017年1月31日,美国纽约,逾30000名纽约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聚集游行,要求安全立法。最近2个月以来,纽约市30名建筑工人在工作岗位死亡。视觉中国 资料

特朗普的美国梦遭遇国家治理困局

特朗普以“让美国重新伟大”作为竞选宣言,这确实是一个能够再度点燃美国人民心中的“美国梦”的口号,不过特朗普的“美国梦”却面对着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只有当特朗普能够克服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时,特朗普的“美国梦”才能真正成为现实。但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保守主义政策取向的总统,特朗普不可能推行限制富裕阶层利益的政策,美国社会也远未形成一种新的进步主义意识。

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的政策宣示来看,他总体上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政策取向,而里根政府恰是推动美国朝着持续积累的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政治不平等、日益固化的社会分层的方向迈进的垫脚石,也就是说里根政府恰是美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转折点。当然,如果多年以后主流意见承认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落,那么特朗普却不能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事实上,特朗普当选总统是美国民主政治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民主政治的衰落与寡头政治的兴起是相伴而行。寡头政治的实质就是富裕阶层在各种网络的连接下,形成了一个主导公共政策过程的支配阶级。但是美国的寡头统治不会脱下民主政治的外衣,因为民主政治赋予富裕阶层主导的政策得到了民意支持的表象,衰落的民主政治成为富裕阶层增进自身利益的有效形式。然而,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终归是不能相容的两种政治生活,尽管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变化,民主政治的衰落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这种形式就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美国国家治理的严重危机。当今美国社会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政治本来是应对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之道,但是寡头政治却阻碍了问题的解决,最终导致了国家治理能力下降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危机。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系统过程,具体而言,就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党、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治理资源,为了增进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权利、改善公民福利,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而对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活动以及过程。通过治国理政从而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公民权利和公民福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目标和观察国家治理的主要线索,因此也成为了判断国家治理绩效水平如何的基本尺度。

国家治理的危机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功能性障碍,从而引发了公共利益明显受损、公民权利严重萎缩、公民福利持续停滞的状态,并且国家治理的危机往往具有愈演愈烈以致积重难返的特性。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只不过是国家治理危机的表象,而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危机才是国家治理危机的深层次内容,因此,如果不对政治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那么国家治理的危机将难以得到克服。

特朗普注定难有作为

美国的国家治理危机长期以来为世人所忽视,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面临的各种难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以致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但是人们普遍对美国的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持乐观态度,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才将美国国家治理存在的严重问题揭露了出来。金融危机只是美国国家治理危机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它是美国国家治理危机的“集大成者”。造成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无他,简要论之,就是政治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的相互强化所形成的寡头政治。美国的国家治理危机,以及隐藏在其后的美国民主政治衰落和寡头政治兴起,早就被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发现,只不过这些发现并不符合美国富裕阶层的利益,故而也不能影响美国的政府决策罢了。

美国政治学家巴特尔斯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得出了如是结论: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很有可能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转而带来了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又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如此等等。如果是这样,那么,由技术变革、人口统计上的变化或全球经济发展引发的收入分布的变化,就有可能很快变大,并变得根深蒂固和不可更易。享誉全球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美国政治制度衰败的观点可谓是切中美国国家治理危机之肯綮,面对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的局面,美国政治体制如果不跟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话,当今美国就不可能走出国家治理的危机。

虽然特朗普是来自体制外的精英,他可以在竞选运动中向不同的社会阶层许下夸张的政策承诺,甚至很多人指望他以体制外的立场冲击美国政治体制,从而带来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契机。但是,当特朗普就职总统之后,他已经处在美国国家治理危机的中心,不管他在其任期内能够推行何种政策,他都很难改变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当前美国国家治理的困局可以集中表述为,社会需要政府政策朝着限制经济不平等、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的进行重大的改革,但是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已经同富裕阶层形成了隐形联盟,所以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政策不可能被富裕阶层和政治精英接受。要言之,美国寡头政治的现实不可能轻易为民主政治铺路,要想改变美国国家治理的危机,只能首先改变寡头政治,这需要进行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迫切需要恰是特朗普不可能提供的。

特朗普的“美国梦”代表着美国富裕阶层对于理想生活的基本看法,随着他执政时期的开始,他的“美国梦”将随之落地。特朗普的执政,不排除为下层民众中的白人群体扩大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对下层白人群体利益的改进将以其他下层民众的利益损失作为条件,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执政将给富裕阶层 带来更多的利益。

总结而言,特朗普的“美国梦”毋宁是对美国国家治理困局的集中表达,一方面表明了体制化的精英在应对危机时采取的华而不实的政策立场的失败,另一方面充分展现了美国保守派精英要在政府决策中坚决捍卫富裕阶层利益的强硬立场。
  评论这张
 
阅读(1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